少了“支付寶” 多了“滿江紅”

【李重德／專欄報導2021/01/30】　前幾天中共政權突然宣布禁止“支付寶”的存領與第三方代收付等銀行業務的功能，等於一口氣沒收了“支付寶”內現有的近兆元的存款。“支付寶”存戶的權益何存呢？中共說存戶明知“支付寶”是違法經營銀行業務還要存款，因此被沒收是活該。

中共十多年來默認“支付寶”的存在並嘉許它對活絡經濟的功能，如今何以翻臉無情要殺雞取卵呢？前幾天重德還寫信給馬雲說“賣糧到大陸”計劃的金流擬採用“支付寶”，未來大陸人民直購糧食的機會恐怕會越來越渺茫了！

同一時間，中國大陸24名年輕人因為習近平女兒習明澤的身分遭到洩漏而遭官方抓捕，並被控透過「支那維基」洩漏相關資料，上月30日已全被廣東省茂名市茂南區法院重判，當中被控為主謀、年僅20歲的「惡俗維基」站長牛騰宇更遭判刑14年。

這件事被爆，重德猜測應該要警告那一些妄議“中央領導班底”的人，讓全國人民知道“中央領導班底”的家人是“神族”，是不能被妄議的。並且也要為“中央領導班底”渠等家人世襲權位預作相關鋪墊。

換句話說，中共的“血統論”正又被提倡，因此全國全面性的“階級鬥爭”以及“二次文化大革命”恐怕旋即接踵而至，這也就是為何中共要用馬雲來祭旗的緣故。

中國大陸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時，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紅衛兵貼出對聯：「老子英雄兒好漢，老子反動兒混蛋」，橫批是：「基本如此」。江青講話建議改為「父母革命兒接班，父母反動兒造反」。

正由於紅衛兵這樣的一幅對聯，1966年8月，在一個月內，單單北京市有上千人被紅衛兵打死，中央文革小組還表揚這些紅衛兵「戰果累累」。

順著「階級鬥爭」的狂潮，「血統論」蔓延全國，以高幹子女為首，所謂「紅五類」出身的學生紅衛兵興起，對所謂的「黑五類」的一場紅色恐怖。而「劣等血統」的人只能自殺，決不能反抗。一反抗則將血洗全村。

北京市公安局等也進一步擴大輿論，聲稱為防止所謂「階級敵人報復」，農村也要先下手。於是紅色恐怖從市區迅速擴散到郊縣，終於引發了“大興屠殺”。據統計，1966年8月27號至9月1號，大興縣的13個公社、48個大隊，先後殺害「四類分子」及其家屬325人，其中年齡最大的80歲，最小的僅出生38天，22戶人家死絕。

而紅衛兵在8月18號受到毛澤東接見之後，更是從校園走上北京街頭，所謂的「破四舊」，僅「紅8月」就抄了3萬多戶人家。連北京市知名的吉祥劇院也被變成屠宰場，總是「人滿為患」。吉祥劇院前後可能關過幾千人，被關進去的人都被紅衛兵以殘暴手法凌遲處死，活著出來的只有倆人，其中一個就是知名知識份子章乃器。

2007年6月，一個叫阮一峰的青年，在查閱國家標準的過程中，“無意間發現”兩個國家標準：《本人成分程式碼》、《家庭出身程式碼》。這個標準號為GB 4765-84的國家標準，規定了家庭出身的程式碼，適用於人事檔案管理、社會調查、公安戶籍管理等工作。它產生於1984年。

上表顯示，從01開始順序編碼，中間預設若干數字，最後一個是99，總共45個程式碼。中間預設部分是故意留的，為了方便使用單位在此基礎上增加——標準化術語叫“延拖”。

該標準解釋，“家庭出身”，係指本人取得獨立經濟地位前或參加革命工作時的家庭階級成分。通俗的理解就是，父輩的“階級成分”，即是你的“家庭出身”。

馬克思、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裡提出，劃分“階級”，這個外來詞語進入中國之後，它不僅僅是分析方法，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概念，而且成了社會動員和社會分層的工具和標準。

劃分階級，明確誰是“敵人”，誰是“自己人”，這樣一種論點，被中國共產黨作為思想和組織原則，始於1927年。

1927年，國共分裂，中共被國民黨瘋狂鎮壓，而此時，大批知識分子黨員退黨。農民出身的黨員，普遍具有“樸素的階級感情”，忠誠度高，革命徹底性強。

1949年，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。明確工人階級為國家的領導階級，工農聯盟是國家的政治基礎；民族資產階級既是革命的盟友，也是革命的物件；知識分子則是一箇中間階層，既可為新社會和革命服務，也是資產階級思想的載體；而國民黨殘餘力量、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則是新社會的敵人。

1952年底，除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，全國範圍內的土改已基本完成，農村的階級也相應劃分完畢。1956年，社會主義改造結束，城市人口也被定為各種不同的階級成分。至此，全國所有的人，開始擁有一個至關重要的身份標籤：階級成分。

1967年1月18日《中學文革報》第1期上，刊載了一篇名為《出生論》的文章，文章如此開宗明義地說。作者是遇羅克。

遇羅克估算了被這個問題牽涉的人群數目和比率，並說解放前中國只有二百多萬產業工人，所以真正出身於血統純正的無產階級家庭的並不多。

他進一步說：“在表現面前，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”，“無論什麼出身的青年，都應該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。”

1967年4月17日，當時的中央文革表態：《出身論》是反動的。1968年1月1日，遇羅克被捕，對他進行了八十多次的“預審”，但沒有找到所謂“惡毒攻擊”以及“組織反革命集團”的事實證據，最後以“思想反動透頂”“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”等虛無的罪名判處死刑。

1970年3月5日，遇羅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槍決，年僅27歲。遇羅克去世8年之後，1978年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，宣佈停止“階級鬥爭為綱”，經濟建設成為動員工作中心。“出身論”走向終結。1979年11月21日 ，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遇羅克無罪。